| 2003年6月9日，是华岗同志诞生100周年；5月17日，是他逝世31周年。他从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算起，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26年，其余有5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另外有17年在共和国监狱中，他在狱中总共度过了22年的“囚徒”生活。在大部分紧张而危险的革命生涯中，在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的奋斗中，在两次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可贵的思想遗产，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科学和民主的理念而奋斗的大无畏精神。他独立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在理论上的真知灼见，表明他不愧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
50年代前期，我有幸在华岗校长领导下工作了4年多。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能见到华岗校长。我在《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一文中，曾记载首次见到华岗同志给我们的感受是：“他学识渊博，年富力强，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他中等身材，操着浙江乡音的官话，侃侃而谈，同时他却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资格老而不倚老卖老，造诣深而不自以为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华岗同志诞生100周年之际，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建国初期，像华岗同志那样既有丰富的革命资历又是著名学者的高级干部任大学校长是不多的。他在山东大学执长6年中，全校师生齐心合力，由旧式大学逐渐向新型的综合大学过渡，使山东大学又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华岗同志功不可没。
华岗是一位出色的马列主义宣传家。建国初期，山东大学大多数师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有的一无所知。他用在广场上做报告的形式，先后系统讲授了《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两门课程。上台讲课从不带讲稿，只有一个提纲。讲起来则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一讲就是3小时。当时讲课地点在青岛山东大学广播站台阶前广场上，全校师生员工都席地而坐听课，青岛市几百名干部都排着队到山大听华岗的讲课，真是盛况空前。华岗就是用他扎实的理论修养，出口成章的才华，宣传马列主义，使广大师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新的理论，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提高了思想觉悟，从而使山东大学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担任记录的是中文系韩长经先生和袁林小姐。他们聚精会神地速记，然后加班加点地整理，经常熬到深夜。记录整理稿由华岗校长认真审阅、修改，有些地方重写，最后定稿交校报《新山大》发表。我正是在这个时期，每周五下午，带着《新山大》全部清样，请华岗校长审阅，因而有幸经常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诲。当时印有华岗辅导报告的《新山大》，印量有好几千份，除满足本校师生学习外，青岛市、外地兄弟院校都纷纷要求订阅。山东大学形成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潮。
华岗同志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中央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照顾到两校的特点和差异，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针。3月19日举行了合校庆祝大会，2500余名师生参加了大会，华岗校长作了《合校方案和山大前途》的报告，受到了山大师生的广泛欢迎。原华大彭康校长说这是“合校胜利，皆大欢喜”。这充分体现了华岗校长的领导才能和凝聚力。至此，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共五院十八系，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
1951年两校合并时，在华岗校长直接领导下，在原校报《山大生活》和原华大校报《学习》的基础上，校报改名《新山大》创刊，不久办起了文科学报《文史哲》，以及《山东大学学报》（理科版）。两刊一报先后创刊，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处于领先地位。1954年春，《文史哲》、学报和《新山大》创刊3周年，在青岛咖啡馆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到会200人。招待会费用不花公款，全部由华岗掏腰包，请吃了一顿西餐。晚上，经华岗校长同意，由我请青岛京剧团在山大大众礼堂组织了一台京剧晚会，剧团的招待费全由华岗一人出资，以节约公款开支。
华岗校长牢牢抓住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全国文教方针，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了“专业教学，培养师资，整顿纪律，提高质量”的整改重点，调整了专业设置，建立教学和科研组织，改革教学内容，请教授上教学第一线，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文史哲》于1951年5月创刊，最初为同人刊物，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华岗任社长，陆侃如、吴富恒为副社长，杨向奎为主编，编委会由几位老教师兼任，如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刘泮溪、孙昌熙等。《文史哲》创办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除校内师生的文章外，校外知名学者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陈子展、齐思和、杨宽等，都写稿支持《文史哲》，从而奠定了山东大学的以文史见长的基础。由华岗首创的科学讨论会和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会，贯穿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当时还未提出“双百”方针）。每次学术讨论华岗都亲自参加，并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不必强求一致。有一次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和魏晋南北朝封建说三种不同意见，作为文史学家的华岗从不以权威自居，以势压人，而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也平易近人地谈了自己的西周封建说的一家之言，使这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写的长篇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华岗就具有这种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他首先尊重他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做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华岗在山大期间，经历了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现在看来，高等学校要不要和社会上一样搞政治运动，可以研究和反思。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执行是不行的。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伴随着“左”的思潮不断泛滥。华岗同志在运动中则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这也是他后来遭到非议和迫害的一个借口。思想改造运动中，华岗没有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强调了自我改造，运动中没有出大的差错。华岗对三反五反运动依然低调处理。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反浪费”展览会，华岗领着一批校部干部看预展。他肯定了反浪费的必要，但指出把某些图书的复制本和一些孤本线装书当作浪费而展出是不对的。医学院生化室陈慎昭教授，未经华岗批准，被某些人作为贪污嫌疑犯关在实验室“隔离”，她因而服氰化钾自杀。华岗在党的会议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张维华教授原在齐鲁大学任教，1951年齐大停办，调山大历史系教书。1952年三反运动中，齐鲁大学留守处派人到山东大学，说张有贪污嫌疑，拟将他带回济南接受审查批判，华岗校长硬是顶住了外来压力。他说：“张先生是山大教授，有问题可以在山大审查，不能送回济南。”审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张教授对我谈起此事来声泪俱下。华岗就是这样对待和保护知识分子的。
1952年5月21日，三反运动后期，华岗同志在全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公开承认“发生了某些违反政策的事情”，并且要吸取“严重的教训”。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我们痛切认识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工作，都应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害处。”“因为实事求是科学，应该贯彻运动始终。”并公开反对“左倾”幼稚病。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和勇气！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华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华岗本人，却在这“左”的浪潮中遭灭顶之灾！
作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华岗同志尊重科学，爱护人才，关心师生，平易近人。他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生活也是清苦的，应该关心他们。对于一位海外归来的教授，他指示房产科帮他租一套西式住房，使他安心教学与研究。一个穷学生向他反映没钱买辞典，他自己给学生30元买书。我始终没有忘记，50年代前期华岗住在青岛龙江路40号，春节期间师生一字长蛇阵，从院内一直排到大门外，成百师生自觉排队给他拜年的情景。这样的好校长竟成为“阶下囚”，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华岗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社会科学家、文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主要的专著有：《中国大革命史》、《政党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大纲》、《美学论要》、《规律论》和《华岗文集》、译作《共产党宣言》等。
华岗同志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的理论修养根植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现实，在于他理论联系实际，从社会实践中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从理性上加以认识。本文只能举例来看看华岗的理论修养和真知灼见。
他于1945年写成《中国历史的翻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1981年人民出版社重版。华岗在书中开门见山地说：“本来，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这些事实现成过去，就是铁案。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想凭空捏造和删改历史事实，那岂不是无理也是最愚蠢的事吗？但法西斯的宣传家却不这样想，他们总以为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随便编造的。”华岗指出：“我们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华岗认为，“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历史的实践证明，华岗不仅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历史的预言家。人们不会忘记后来发生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纸上公开编造粮食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神话，公开鼓吹“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结果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受到历史的惩罚。还是华岗说得好：“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假如认为为了‘训练’与‘教育’的目的，可以歪曲历史事实，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事实或增减事实，那就是离开了科学的立场，否定了客观真理，而一切离开科学立场与否定客观真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害和错误的。”华岗的历史观，是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
华岗同志在狱中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困难，并体弱多病，他却发愤读书和写作，请看他的狱中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隐忍着心灵上的伤痛，奋笔疾书，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书稿。华岗狱中书稿已出版的有《美学论要》（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规律论》（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狱中仍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请看《规律论》中的观点：“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亦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只有差别尖锐化，达到本质差别，达到对立，才能转化为矛盾；至于那些没有尖锐化，即没有达到对立的差别，依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而不是矛盾。”华岗的这一观点，同《矛盾论》远非一致。《矛盾论》中说：“人的概念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到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上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解决了人民的思想问题。”“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华岗反对把差别或差异等同于矛盾，并在另一部书稿中更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必然制造悲剧和阻碍历史的进步。”华岗在狱中仍依然敢于坚持真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而实践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1955年8月25日，华岗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罪名由青岛市公安局逮捕。1965年5月19日经中央批准判刑13年，那时已经关押了10年，判决书同原来的“罪名”无关，另起炉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华岗理所当然拒绝接受，终于1972年5月17日病死狱中，囚禁达17年之久。1980年3月28日，经中央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冤案达25年。
请读一下向阳同志的《华岗传》，从专案组材料中摘引的华岗的自诉，时间是1956年3月8日：“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性质不相容。至于说我的态度不好，那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作假想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这是义正辞严的申诉，这是维护人权的呼声。华岗同志独立的人格力量，力透纸背。即使如此，华岗同志依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用他的理性思维，来表达他坚定的信念。华岗不愧是为真理献身的英勇战士。
（原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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