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焱教授访谈录

本刊记者   赵  敏   张丰智   谢  健

胡金焱，1966年生，安徽省安庆市人。200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彭实戈教授，2004年从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点出站，现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全国金融学硕士联考考试指导小组专家、山东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应用统计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货币金融理论、证券投资和资本市场研究，出版了《投资基金——原理·国际比较·中国模式》、《金融投资学》等著作、教材20余部，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财政研究》、《改革》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中国民间金融：金融的边缘化与金融制度创新”、“山东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和模式研究”、“非正规金融的边缘化发展与金融制度创新”等国家、省级以上课题10余项；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金融学会、其他省级学会、山东大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10余项。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2002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曾获“山东大学十大杰出青年”、“山东大学十大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入选“山东省高校省级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和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主讲的《金融投资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记 者：胡教授，我们都知道您曾经在数学院跟随彭实戈教授学习了5年，还发表过关于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文章，但是您获得的却是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外您在工作期间还连续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现在又成为了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人和事最让您难以忘怀？

胡金焱教授（以下简称胡教授）：我之所以曾学习数学方面的知识，是因为研究金融需要数学，很幸运的是当时恰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山大数学院著名的彭实戈教授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博士，从1997年到2002年读了5年，然后我就到复旦大学做博士后，2004年出站。

    我自己本人对于学术研究和当老师都比较感兴趣，我喜欢与学生交流，喜欢激情。本科时候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使我思考了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培养了一点研究问题的兴趣。所以最终我就选择了当老师。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蔺子荣教授。他在山东省经济学界比较有影响，为人又比较严谨，言传身教。后来我留校当老师，他成了经济学院的院长，可以说，他在做学问和做人上都对我影响很大。

读博士的时候我师从彭实戈院士。彭老师当时还不是院士，但他在学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读博士的这几年，改变了我以前在经济学上的一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彭教授不仅在做学问上对我启发很大，在做人上更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博士和硕士经常采取讨论班的形式，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讨论问题，当时他骑自行车，经常下午没吃饭就去，一直到晚上很晚了才骑车回去。这件事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彭老师是一个好老师，他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比如我是经济学出身，后来学数学，彭老师就着重让我学习与经济学有关的数学知识、方法以及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等。能够遇到彭老师这样的好老师，我感觉非常幸运。

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藏旭恒教授是我的第二导师，臧教授也是一位具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到复旦跟随姜波克教授做博士后，他在学术上对我影响也很大。

我感觉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四位老师在学术都有很高的成就，个人修养又很好，在做学问、做人上都让我终生受益。我今天取得的成绩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记 者：胡教授，农村金融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非正规金融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您最近发表的文章和研究的课题也和这些相关，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请问您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该怎么解决呢？

胡教授：近四、五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并通过深入地市调研，组织学生对山东省17个地市、43个乡镇的农户、农村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我国的农村地区，金融正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供求正向两个极不对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这表现为：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正在不断拉长农业生产链，围绕农副产品加工、运输、服务以及经营专业化等方面，农业对资金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农业的整体资本投入要求不断增加；同时，以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所带动起来的农村经济工业化，也在传统农业之外日益形成了新的并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但另一方面，我国体制内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渠道却面临着不断减少甚至资金“抽血”的威胁：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农村信用社因普遍性经营困难而严重支持不足，农业发展银行功能日益萎缩，邮政储蓄成为农村储源“城市化”转移的管道。我称这一现象为农业银行职能转化，农业发展银行功能退化，农村信用社功能异化，邮政储蓄资金城市化。这一状况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严重缺失。

    我认为，农村金融边缘化、农村融资难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央政府的目标选择与行为是导致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制度性因素。长期以来，由国家垄断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形成的是以“城市”和“工业”为导向的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即通过市场准入等政策限制其他各种金融形式进入，通过贷款人资格限制、贷款投向约束以及信贷配给等手段为城市和工业发展动员和筹集资金，导致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长期在很大程度上被轻视和忽视。

第二，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紧张。在“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战略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充分利用农业剩余以发展地方工业，一些地方甚至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金融资源上的争夺，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紧张。

第三，在利益机制驱动下的正规金融机构行为加剧了农村金融的边缘化。从组织结构上看，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至少已经形成了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三类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农业贷款的天然高风险性，分散、小额和季节性强，缺乏资产和抵押品，以及信息搜集难，交易成本高等原因，导致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信贷市场，甚至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撤离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农村三大金融主体在各自的利益机制驱动下，至少没有对农村地区发挥有效的金融供给作用。

要想改变现有的农村金融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应当也必须纳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战略之下。  

具体地说，首先应当从战略性角度建立一种财政资金投资农村建设的制度安排，通过财政对农村进行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硬软件环境和条件建设，我称之为“财政资金启动”，从现有国家财力看，是有这一能力的。其次，在此基础上，应当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投资力度，使政策性金融真正发挥“政策性”功能，以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硬软件环境和发展基础，我称之为“政策性金融跟进”。鉴于目前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商业化倾向，我认为，必要时应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指令性”计划安排。再次，只有初步具备了上述条件和基础，才能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重构农村商业金融体系也才具有可能性。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商业金融体系建设，包括今年中央一号文提出的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我称这一阶段为“商业性金融推进”。当然，以上三步走也并非截然的三个阶段，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同步推进，协调发展。

在微观层次上，我认为要想改变现有农村金融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正视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存在现实，承认和赋予其合法的地位。在体制内正规金融严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日益边缘化的形势下，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农村金融需求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渠道。在不少地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市场。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同样面临着农业领域天然的高风险，而且由于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的地位，还存在着较大的政策风险。但非正规金融活动为何能在广大农村地区“持续”而“有效”地存在着呢？除了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外，非正规金融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更在于其较之正规金融具有如下相对优势：l．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交易双方往往居住于同一区域内，且长期交往，拥有比正规金融更完全的信息；2．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广泛的担保品，包括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等有形物，也包括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自身的信誉等无形“担保品”；3．非正规金融交易简便、灵活，交易成本低；4．在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中，由于农民的居住地具有长期稳定性，如果出现逃债等违约行为，可能遭致他人永远不再与其打交道的可置信惩罚。因此，守约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实现长期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制的履约机制。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改变传统的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一些错误认识，更应看到非正规金融活动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资金约束的一种有效途径，应当呼吁政府承认和接受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现实，并区别对待不同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确定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给“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将“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活动纳入有效的监管中，促进其有序的发展。

    第二，放开利率，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与互补。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也表明，它在农村地区事实上已经与正规金融活动形成了一种制度互补关系，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农村地区的资金配置能力和配置效率，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资金供求矛盾。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正规金融的现行政策约束，其利率水平是低于可能的市场均衡水平的，而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自发性，使其利率更为市场化，更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水平。这一现实一方面导致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动员资金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为非正规金融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动员资金”(吸收存款)和“分配资金”(提供贷款)的空间，使得原本从逻辑上看低效率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反而比正规金融更具效率。为此，我认为，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应当彻底推行利率市场化，放松利率管制，使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同一政策环境下竞争，这样不仅会改变非正规金融的金融抑制状况，也将对正规金融形成激励，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形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上的竞争、互补乃至合作的关系，大大改善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状况。

    第三，降低正规金融组织的进入门槛，允许不同规模、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地区得以发展。一方面，降低在农村设立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引导民间资本组建中小银行及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可以考虑对不同规模的机构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与业务经营范围，如规定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极端地，规定只贷不储，拥有100％的自有资金比率，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监管力度，对非法经营、风险集聚过大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关闭或重组。此外，我认为，也应鼓励非正规金融活动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和转化，即当非正规金融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再具有信息优势和低交易成本优势时，允许其自愿申请转入正规金融的制度体系，从而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一条通向正规金融的政策通道。

记 者：您的多篇文章中研究了我国的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策市”问题，去年股市暴涨曾超过6000点，据说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和公司改制，而今年股市在4000点以上剧烈波动，据说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抑制通胀、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大量发售新股等原因。那么，您认为2007年、2008年股市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何在？当前政府对股市的影响力有多大？

胡教授：2006年、2007年我国股市上涨是有些超过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水平。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2001年到2005年股市持续低迷，所以2006年股市恢复性上涨，但在上升中股市有一种自我循环的反馈机制，越涨越涨，也就是说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股民参与股市，带来大量的新资金，从而导致股市进一步上涨。二是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就是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投资热、信贷热、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流入，外汇占款性货币投放等多种因素都导致股市暴涨。通货膨胀的问题、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都与此大背景有关。

    股市暴涨政府是担心的，但是政府不会过多地干预，股市现在的波动我想政府也不会过多地干预，政策的影响会有，任何国家都会有。但是我感觉国家不会过多的去行政干预，更多地会从宏观经济的增长中去调节。股市的下跌与国际市场的大环境有关，例如中石油，大陆暴跌，但与其H股相比，大陆的价格还是高的，所以内地股市存在非理性因素，市场应该是理性的、稳健的、不过度投机的健康市场。

记 者：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成了去年经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而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有些人说是结构性的暂时的，有些人说是由于资金流通不畅，也有人认为是我国经济出现了根本性问题，比如说创新不足导致投资机会不足、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内需不足，而这两者又导致大量顺差。您认为我国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何在？今年国内人民币一再升值，同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利率一再上调，而利率上调导致热钱流入又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内外矛盾？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利率上调影响投资，股市投机影响实物资产投资，美国“次债危急”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这些情况会不会影响我国2008年经济健康发展？

胡金焱：通货膨胀与流动性过剩是相关联的。其原因，一是前几年国家的积极货币政策的累积导致M2发行量过多。1997年到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人民币不贬值影响，经济滑坡，内需外需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乏力，为此1999年之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拉动经济发展，其中就包括积极的货币政策，2000年之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2003年之后经济就出现了过快增长，这时积极的货币政策就导致了信贷投资过度，M2存量过多。二是大量外汇储备导致大量人民币外汇占款。这些年我国出口工业发展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导致外贸顺差巨大，从而产生了大量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在国际压力和其他原因的影响下，人民币最终升值，都促使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而我们这几年对国外资金流入政策有所放宽，这就是使得大量外国资本进来，对我们房地产市场热、股票市场热、投资品消费品市场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三是国际国内产品成本增加的冲击。国际市场上，粮油价格、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国内由于东北等地猪爆发烂耳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农资价格、工人工资的上涨和农业歉收导致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涨。而经济一旦热上去就容易形成预期和螺旋很难很快降下来。

记 者：很多人认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是内外失衡，内需不足而又通货膨胀；大力吸引外资而又外贸顺差导致大量外汇储备；外贸条件一直不好、国内工人待遇极差、产业结构低级而政府又不愿让人民币升值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事件背后有什么关联呢？我国宏观金融经济的本质问题何在？如何解决呢？

胡金焱：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内外失衡，就很复杂。内部需求不足要看哪种需求，这几年房地产、耐用品如汽车等就需求很大，所以不能说完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其实是缺少大量的这种有巨大需求的产业。外汇的顺差与吸引外资是存在矛盾。从宏观上看，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具体到各地，各地为了追求当地GDP的迅速增长，就需要大力招商引资，根本不管宏观状况。再则，我国缺乏能将外汇储备转为国内投资、引导产业发展的渠道，可以认为虽然都是资金但是却是有不同想法的资金，是不能通畅流动的资金。

记 者：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供给增加，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价格等于成本。但是现在房地产价格远远高于其成本价格，房地产厂商长期获得巨额经济利润，这似乎和经济学逻辑相矛盾，您认为怎样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呢？

胡教授：从收入水平、购买能力的增长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关系看，房地产价格是有些过高了；从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来看，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泡沫，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如此。上海、深圳的居民购买力只有国外更发达城市居民购买力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但这些地方房地产的价格比国际上很多更发达的城市价格都高，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出现房地产价格过高的关键原因是没有分类住房，比如适于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我国也有，但是没有普遍推广。没有分类住房，房子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脱节：房子的卖是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却不是平均化的，于是收入高的能买得起房子，收入低的买不起房子，房子的价格不会因为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而降低。其次是房地产的虚假需求和繁荣，房子盖起来后实际上没有卖出去，但是房地产商造出一种已经卖完的假象。再一个原因就是在价格上涨中很多人形成了房地产价格还要涨的预期，所以很多人投资购买房地产，一家买两套、三套、甚至更多套房子来投机，这种投机加剧了虚假需求，从而使预期变为现实，现实又进一步强化了预期，如此循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皮价格的上涨。自然，地皮价格上涨有其他原因，但是政府也是地皮价格上涨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房地产商又极力拉拢地方政府，拉拢政府干部。所以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逐渐成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利益格局下依靠地方政府来调控房地产价格，显然是不会有大的成效的。所以房地产价格上涨也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解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共同体问题、房地产市场的虚假需求问题、社会的过多投机问题、没有分类住房的问题等这些影响正常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挤掉那些虚假需求，让真实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

记 者：面对当前人民币升值、银行紧缩银根、通货膨胀、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人主张应该趁此机会，大力压缩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更有前途的产业。您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

胡教授：从宏观上来讲，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是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跟上世界步伐，要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化产业，跟上世界高新产业发展的步伐；二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以对于不影响环境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的，不要把它们都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更落后的国家去。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赶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如信息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些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它们的发展能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国际分工状况下，我们的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继续做下去。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产品水平，把这些产品做成国际上的品牌产品。我们的工业产品虽然很多，但是真正具有国际品牌的产品不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价格便宜，依靠的是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我国在这方面目前还是有优势的。而且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做不了高技术产品，可是大量的劳动力还要生存、要就业，我们只能是继续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我们不想做更赚钱的产品，是我们做不了。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像国外那样：第一产业比较低、第二产业比较大、第三产业更大。比如有些国家服务产业占到60%-70%，而我国的服务产业很多地方也就是20%-30%左右。服务产业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我们要加强，对于第一产业，我们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只有实现了现代农业、高技术农业、高附加值农业，农业的比较收入才能增加，农村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

记 者：您曾说过：“我认为做学术有三种类型：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顾名思义，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尽量不做通俗唱法，努力由民族唱法过渡到美声唱法。”按您的比喻，我们应该达到哪种境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生？

胡教授：我们经济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一种是与国际接轨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即从概念定义到判断推理；还有一种是像新闻报道那样的分析方法，比如像财经报道那样，是对策性的、分析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和普及性的。总体而言，经济学的研究一类是浮在表面的，一类是沉到水底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天分不够，难以真正的达到与国际接轨，比如经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有待进一步努力的。所以我主张学生培养国际化观念，与国际接轨，我们学院早就已经开始实施这项计划，包括人才引进：我们院今年引进了两个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士；学生可以到国外知名大学交流一到两年。我希望我们逐渐国际化，也就是逐渐实现美声唱法。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第25期，2008年第一期，第1-7页，部分文字以《学志》刊发版本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