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田教授访谈录

（本刊记者：赵军龙   唐雁超）

[刊登于2008年第2期总第26期《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上]

谭鑫田，山东龙口市人。1961年和1966年分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哲学专业及研究生外国哲学史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大学工作，先后担任过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和主任。学术研究的重点是斯宾诺莎哲学和西方哲学范畴理论。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方面先后于《文史哲》、《哲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近十篇论文，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了有关斯宾诺莎的条目，与傅有德教授一起翻译了斯宾诺莎的英文版《政治论》和英国学者莱昂·罗斯的《斯宾诺莎》。参与编写了《欧洲哲学范畴简史》、《西方哲学范畴理论》、《西方哲学教程》等书。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新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一书。

编者按：谭鑫田老师淡泊名利，不喜写作个人简历，不喜照相，但是在本刊记者的“执拗”下，谭先生最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在此向谭先生致谢。同时在心灵深处，我们也开始时时掂量“学者”二字中包涵的人格分量。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先生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之中颇有大家风范。

记者：谭老师您好，我们是《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的记者，想请您给我们的刊物做一个访谈，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从调来山大工作到如今退休，您的岁月中见证着山大的成长与历史，下面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谭鑫田教授（以下简称谭教授）：我是在文革的时候到山东大学来的，当时山东大学还不在济南，而是迁到了曲阜，那个时候主要是搞政治运动，学术研究和教学都被放到一边，所以我也很长时间都没有参加教学工作，当时分配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看大字报，观察各种动向。

山东大学哲学系大约是从1972到1973年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学生并开始授课。那个时候西方哲学受到批判，不能开课，所以授课时主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包括《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篇目，讲课所用的材料也是系里组织编写的，当时担任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的李庆臻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辅导材料，我也参与了编写，这本书后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紧接着，出版社又联系我们编写了费尔巴哈论的辅导材料，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等一些问题未能出版，最后只能在系里油印并作为校内材料来使用了。后来，教务处孙坚奋要求系里开设西方哲学课程，所以我们就又编写了《西方哲学简介》，这本书是山东大学的第一本西方哲学教材。

山东大学于1976年重新迁回济南，恢复原来的建制。当时因为“学大寨”运动，我到菏泽下乡，也就没有担任西方哲学的授课工作。我从1978年开始正式在山东大学教授西方哲学，带的第一届本科学生也就是78级，大约带了10届左右的本科生，后来主要是带研究生，就很少再给本科生上课。山东大学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西方哲学的研究生学位点，但是可以招生，不过需要到其他学校申请学位。傅有德教授就是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那一届只招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出国名额，并且首先要经过外语考试，当时考试的有三个，后来由李培林获得第一名并去往法国继续深造。我这些年来大部分的教学工作还是带研究生。行政工作也做得不少，担任过教研室副主任，当时的主任由中国人民大学调任而来，因为成仿吾校长当时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支援山大，主要是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专业方面，所以人大那边调过来有二十几位老师。后来我也陆续担任过哲学系副主任、主任。

科研方面我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斯宾诺莎哲学、唯理论，另一个是哲学范畴理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跟随的导师是苗力田教授，当时人大的研究生学位名称仿效苏联，叫做副博士，另外还有个学位就是博士了。副博士就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由于当时的制度不完善，而且这种学位制度在文革后没能继续，所以我到现在也没能拿到正式的学位证书。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斯宾诺莎的真理观研究，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家中算是著作非常少的一位，英文只有一卷，俄文有两卷。但是斯宾诺莎提出的问题颇多，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很值得研究。我所发表的大部分论文也都是关于斯宾诺莎研究的。关于斯宾诺莎研究，国内老一辈的著名学者很少。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研究者中，知名学者就比较多。北京大学的王太庆教授是国内笛卡尔研究者中的泰斗，尽管先生最终没有将笛卡尔全集翻译完，应该说是与他的严格的治学精神是有关的。研究斯宾诺莎的国内权威是洪汉鼎教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了编写西方哲学方面的多卷本，成立了近代理性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共四个人，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庞景仁教授担任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人在京开会期间，我们三人一起去人大探望了庞景仁教授，商定先读书然后再开始编写。

另外，我从事范畴理论这个研究方向也是有一些渊源的。范畴理论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当时的范畴理论研究主要是报项目，集体搞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我也有参与，主要是撰写包括斯宾诺莎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一部分条目。在北京开编撰人会议时，山东有三个人参加，大家在一起讨论时，很多人对诸多范畴感觉比较为难。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词条大多是一个个范畴，并且范畴理论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而当时很多从事哲学研究的老干部们对此缺乏了解，于是范畴理论的研究就很有必要。这样，作为集体成果的《欧洲哲学范畴简史》和《西方哲学范畴理论》两本研究著作就面世了。

记者：谭老师，听说最近您关于斯宾诺莎研究的新书出版了，这是您长期研究斯宾诺莎哲学和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一个成果，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当时的写作及出版情况？

谭教授：我新近出版的书的名字叫《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也算是我长期学习斯宾诺莎哲学和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从1957年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到1962年读研究生，我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斯宾诺莎真理观”。斯宾诺莎本人很具有人格魅力，他不惧怕迫害，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令我崇拜。另外，斯宾诺莎本人要研究的问题其实挺多的，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包含着许多问题。另外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在近代西方著名的大哲学家当中，斯宾诺莎的著作和字数是最少的一位，或者是最少的之一，这样在做论文时，我能把他的著作都读完，但后来赶上政治运动，毕业论文当时成了应付之作。

2000年退休后，一直想在没有任务逼迫的情况下再读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把研究的心得整理整理，正好这时学校建立“硕果基金”，为我提供了经费。这几年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认真读了相关的著作，几经修改，终于把这本书完成了。虽然反复修改，但是我个人仍然对这本书并不是太满意，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自己的精力已经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所定的目标。其次，国内外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由于客观条件和自己外语水平的限制，把应该读的斯宾诺莎的文献全部读完已经不可能。使得这本书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不能反映当代斯宾诺莎的哲学的所有重要成果，甚至可能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个人还在大发议论。我在书的后记里面已经将相关的情况作了介绍。另外这本书的面世当然还要感谢许多人，包括我的学生、家人以及关心这本书的出版的同志。

我这本书的内容，首先介绍了一下斯宾诺莎的生平，然后介绍了他的全集中的书目的大体思想，最后就几个仍然有争议的问题做了一番自己的理解，至于具体的内容可以参考我书中的拙见。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苗力田先生比较早的弟子之一，在您和李秋零先生编的《苗力田先生纪念文集》中，您曾谈到苗先生心中存有遗憾，就是没能够教你一门拉丁文，您能否给我们谈一谈这件事情？

谭教授：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外语学习的比较少，我高中学过一年英语，后来读大学时主要学的是俄语，因为当时中国在学习苏联，大家学的都是俄语，但是俄语不适合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第二门语言，因此后来又选择英语作为我们的第二外语。当时教授我们英文的就是庞景仁先生，他教授英文的方法就是拿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英文版来做教材，一边学英语，一边体会康德的哲学，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并不是很扎实。当时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英语，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背景也不允许多学。文革结束后，苗先生曾经跟系里提出过要开设拉丁文课程，但是由于存在很多困难，也就没有获准。因为我要研究斯宾诺莎，所以需要学习拉丁文，苗先生就把自己的俄文版的拉丁文教材送给我，鼓励我学习拉丁文。但是拉丁文自学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也一直没能学好。这一点确实是一大遗憾，但是这应该是时代和我个人的原因，不能怪罪老师，苗先生是没有错的，遗憾的应该是我个人而不是苗先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始终未能把先生的愿望变成现实。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斯宾诺莎研究方向的专家，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被开除教籍，他的思想也被当局严厉地封杀，他只能靠磨制透镜生活，但是他却能够保持心灵平静，保持着“对神的理智的爱”，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这么多年来从事斯宾诺莎研究所受到的影响，比如在人格和性格的养成方面？

谭教授：当然，研究斯宾诺莎的人都能体会到斯宾诺莎的经历及其学说对个体的人格和性格产生的很大影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洪汉鼎先生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序言中曾谈到，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受到很多折磨，正是以斯宾诺莎为精神支柱，他才能够坚持下来。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影响并不算很大，但是他在人格方面非常伟大，只要认真读他的著作，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斯宾诺莎强调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像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罗素就对莱布尼茨颇有微词，但是他却称赞斯宾诺莎是“所有哲学家中性情最温和的人”。斯宾诺莎在生死态度上，在超脱名利、追求真正幸福的主张上，都展现出了他的伟大人格。所以，我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也是无疑的，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上，还必须真正跟生活结合起来，斯宾诺莎给我们提供的就是理性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幸福。

记者：现在很多的哲学系学生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都感到比较迷茫，对于自身的前途感到困惑。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里哲学似乎是无用的，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哲学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所谓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目前的这种尴尬处境的？

谭教授：哲学无用论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毕竟现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嘛，哲学缺乏实用价值，诸多微词也是无可厚非。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教育部应该作出调整，减少招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是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说出来可能会让你震惊，甚至你不会相信，那时人大第一次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那一届共招了200多人，分7个班，这么大的规模在国内外都是空前绝后的。但是那时候的体制是国家负责分配，国家也重视对哲学的宣传，所以那么多学生也都得到了分配，但是前提条件是有体制保证的。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况且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只会是少数人。去年到辅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我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哲学系的学生很多，当时还很纳闷，但是后来了解到很大一部分人是作为第二专业来修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的，哲学学习对学生将来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包括在提高思辩力和更好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都同样有益处，你第一专业是历史，如果选修哲学，那理论素养肯定会有所提高。在以前的社会条件下，真正从事哲学研究、教学的也并不多，很多人都转了行，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行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会出现很多专业不对口的现象。

记者：您读了一辈子书，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读书的方法？尤其是在哲学方面，我们都承认哲学书比较难读，我们也都比较困惑，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吗？

谭教授：读书这件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法，我的方法未必能对别人有帮助，所以提供出来也仅供参考。很多西方哲学的其他著作我自己也没有读或者读不下去，像康德我读得就不够，《纯粹理性批判》我坚持了好几次仍然没有深入看下去，现在有了李秋零的和邓晓芒的翻译版本，我抽时间还是要看的。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读得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我要在山东师范大学讲授形而上学的课程，迫于当时的教课，我必须先把他们的书看一遍。所以，我认为读书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有时候甚至有些条件逼迫你去读书。我有任务在身时会把有关的部分细读，但是要让我把所有的内容都全部细读理清就很难。另外，作为学术研究者需要把自己专门研究的部分细读，而一般人则不必完全钻进去，只取所需或者随兴所至就可以了。像我个人研究斯宾诺莎，所以我一定会把他薄薄的全集读完，这些当然要归因于自己的学术目的了。我们不可能看更多的书，因为现在原著加上研究性的著作实在太多了，所以有选择的读也是必须的。

记者：您带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在我们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老师了，但是现在的研究生很多仍然很迷茫，加上现在的就业困难，您能不能说一下您对我们现代研究生的一些期望呢，比如在人生的规划方面等？

谭教授：这些年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很快，毕业的研究生水平也很高，不论在语言上还是理论基础上的修养都很好。不过现在的研究生教育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生还是太多，很多老师的研究任务繁重，或者有些还担任行政工作，平时比较忙，在课程教授上就显得不够认真负责，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够，甚至会有导师不大认识学生的状况出现，这种情况下研究生就要靠自学了，当然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本来就不应该完全依靠老师了。研究生三年的时间很宝贵，不能白白浪费，大家有了本科时候的基础，已经入了门，应该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把书读好。苗先生以前常跟我们讲，不要急着写文章，要多读书，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是要叮嘱我们不能心浮气躁；当然不是说不要写文章。研究生阶段，笔杆子和口头表达功夫都是要练的，因为研究生将来很有可能会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所以写文章和讲课也都是非常要紧的，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练习。

记者：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您认为研究生在实践方面的锻炼是否有必要，因为现在哲学专业的学生就业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学生参与实践过多反而耽误了自身的学习，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在实际找工作的时候又存在很多压力，请问您如何看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个问题？

谭教授：实践对学生来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五一”期间哲学系77级的学生返校举行三十周年纪念，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些学生现在大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文革十年积压下来的，经过一番筛选，最后挑出来的个个都是难得的人才；另外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多人以前都有实践经验，曾参加过实际工作，所以毕业以后很快就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并且在当时就能够取得突出的成就。当然，如果大家将来要从事学术研究的话，实践的作用可能就不大了，所以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毕竟现在时代不同了。我当年读书其实也不多，当时既要下乡劳动，还要参加政治运动，时间不够，虽然实践活动很多，但是完全影响了专业学习。所以，两者之间还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死读书的书呆子是要不得的。

［责任编辑：张朋  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