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访谈录

王　涛 　连　佳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 1945 年 12 月出生于浙江湖州， 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汉人口地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看得见的沧桑》、《走近太阳 —— 阿里考察记》、《人口与中国现代化》等。

     我们的采访大概在晚上近十点的时候才开始，因为 葛剑雄 教授在山大的一天实在是太忙碌了。他前一天晚上十二点到达山东大学，第二天上午参加“文史哲研究院专刊的首发式”，下午参加专刊的研讨会，而晚上七点钟又匆匆赶往邵逸夫科学馆为热切期盼他到来的山大学子作了一场题为“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的变化”的精彩纷呈的演讲，本来只安排两个小时的演讲，由于山大同学的积极踊跃地提问而一再地延长时间。演讲结束后， 葛 教授被同学们簇拥着走出报告厅，一路上还不断回答着身边一个又一个同学提问，直到 葛 教授走上了学人大厦的楼梯，还有同学追随着，希望 和葛 教授交流。于是，我们的采访便从刚刚展现出极大热情的山大学生开始了。

   记者： 葛教授您刚刚一定体会到了山大学生的热情和执著吧？

   葛剑雄教授（以下简称葛教授）： 对，这非常好。山大的学生很认真，一个好学校的学生应该对作报告人的演讲作出反应。我曾经分别在某个地方的三个学校作报告，第一个学校是理工科为主的综合大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第二个学校是一个文科的学校，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不如前一所综合的大学的提问提得好，最后到一个学校，他们只知道鼓掌，但是提不出什么问题，我认为这个学校相对而言水平最差。

   记者：葛老师是第一次来山大吗？今天上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专刊首发式上，您深情地回忆了山东大学以前很多的老一辈学者，您结合今天在山大的所见所闻谈谈您认为的山东大学吧。

   葛教授： 山大以前来过，但是作报告是第一次。山大在人文科学方面很强，山大原来的校址在青岛，青岛这座城市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例如我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老所长 邹逸麟 先生他是上海人，但为什么要考山东大学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山东大学在青岛，青岛在上海人认为是一个好地方。所以一个大学在什么地方也是大家报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很多名牌的教授集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大学的学风就慢慢地树立和兴盛起来了。除了北大之外，大概很少有学校能够在几个方面都很强，但山大做到了，它的文史哲都很强。我们现在都在感叹做学问难，特别是做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很难，我想，我们大家现在也不能妄自菲薄，认为现在不可能超越前人，因为毕竟以前做学问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些，现在做学问的人多了，在众多的学者中要做到最好，最优秀，当然比以前要更难。例如说，以前县城中的一个小学校长都是大知识分子，更不要提中学校长了，这恐怕都要进入乡绅的级别了。另外，以前做的学问还是比较简单的，学科分支的研究不是那么细致，例如研究历史的学者，他们研究的东西面都比较广，而现在的学者作东西都分类比较细，每个人都深入研究自己领域的东西。

   记者：上午您参加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的首发式，这次专刊第一辑是六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和您的历史地理的专业有关的释地类的专著， 宋开玉 先生的《杜诗释地》，您能给我们谈谈这种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地理的研究方式吗？

   葛教授： 首先我对这本专著的题目很赞赏。我们所说的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地理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的都会影响并反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在文学作品中也会涉及到地理。如果你不准确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就很难理解文学作品本身，比如杜甫的诗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涉及到了地名，地理景观，要理解诗就一定要还原地理的真实。如果把地名搞错了，例如，文革中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对某些地方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有的地方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的痕迹很明显，比如说杜甫调任河西尉，但是他不愿意去“河西”，郭沫若考证“河西”在今天的云南，所以将杜甫不愿意去担任河西尉解释成他怕辛苦不肯去，但是我的老 师谭其骧 先生重新作了严谨的考证，河西应该在今天的山西这一带，所以杜甫不愿意调任根本不是“怕艰苦”的问题。 洪业 先生在哈佛大学看到《李白与杜甫》中的这个论述也很生气，也提出来“河西”根本不在云南。这个例子足以可见地名考释的重要性。无论郭沫若出于什么目的，一个地名的错误就牵涉到对一个人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从这个特别的角度研究杜诗和杜甫，说明历史地理的功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例子还很多，下午我还讲到了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 东门送 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中的“轮台”，“轮台”在唐朝的时候在现在的乌鲁木齐附近，所以可以看得见天山，如果现在误以为古代和今天的情况变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对诗歌的正确理解。另外诗歌中还有很多涉及到地理的风土人情、河流山川等。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这种历史地理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排除各种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例如现在有些地方“争名人”、“争名胜”，容易曲解古代的文学作品，我们要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证还原真实的面目。

   记者： 自然科学可以通过不断的实验来证明结果，但是历史无法通过实验来证明结果，历史地理作为这种交叉学科，它更倾向于自然科学还是更倾向于社会科学？

   葛教授： 地理本身就包括了两个部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如果说自然地理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的话，那么人文地理更多的倾向于人文科学，研究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就是文化地理，那就必须要以文化本身为基础。历史地理有从属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例如研究沙漠的变化，植被的变化；但是它也有研究人文方面的，例如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宗教风俗等，这些都是可以从地理角度进行研究的。我们现在分学科，往往都只是分为文科和理科，而事实上，人文和社会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学科，科学应该把它分成三种，即人文、社会和自然。比如说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很多方法的，社会科学很多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例如说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很多都是可以量化和证明的，但是人文科学，如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往往更多的包含了人的因素，比如说一首诗、一幅画所谓的好和不好，这个标准是很难统一的，但是社会科学这个标准却是一定的，比如说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就一幅画而言，它所使用的颜料包含了哪些成分，这些是可以分析的，但是精神部分衡量的标准却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因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人文地理本身包含了社会化的因素。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提法，即地理的哪一个分支更倾向于自然、社会或者是人文。严格意义上而言，包括人文因素在内，只要涉及到空间分布的，就是涉及到地理的研究范围。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往往只把地理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呢，这和 1949 年以后我们对人文地理采取的禁止的态度有关，认为人文地理是资产阶级学问，结果就是造成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人文地理，只有自然地理，连社会地理都发展得不太充分，因而让大家多误认为地理就是自然科学。我的老 师谭其骧 先生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就是因为历史地理被归到地学部里面，而实际上，他研究的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东西。

   记者： 您说过“历史地理是可以复原时间和空间的真相”，而“将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认识和研究的，只是处于其中的人”，作为一名复原时空真相的学者，您感受到了怎样的历史地理的魅力？

   葛教授： 研究是有它功利的一面，也有它人文的一面，从功利的一面来讲，我们的研究总是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目的，比如说写文章我希望它发表，希望它得奖，甚至希望它经世致用。在追求的过程中，各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同样做出来一篇论文，有的人可能感到伤心，因为花了我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写作；或者感受到一股不可言喻的快乐，终于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了。由于历史地理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我想这种研究所得出的快乐感也许会更加的深刻，因为我们越来越感到历史地理的研究，它对社会对人类能起到的作用，譬如说我今天讲的，如果我们对地球上一些宏观的变化做出了比较好的解释的话，这种快乐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个人。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认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能够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而且它能够对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同时，我们的成果是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得到证实的；而且，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小岛的话，那么它的研究意义也不大，但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至少在四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有各种资料，包括高山、湖泊、沼泽、沙漠各种景观，我们的研究在国外都有参考的价值。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对研究的快乐都有很深的体会。我的老 师谭其骧 先生从他生病到去世以前都不能说话，但是他的思想从他的喜怒哀乐中可以看出来，他有快乐或者伤心的表情，我想或许当时他就是在回忆他的过去，老师曾在自己的序言中说过、并且也和我提过，有一天他的情绪特别高，因为刚刚解决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还记得我陪他坐上电车到书店里去翻书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晰，那时大概是比现在更晚的一个春末夏初的很美好的日子，他当时的思想非常的愉悦，应该已经超脱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所获得的满足感。而刚刚演讲后回答同学问题的时候，我也说到了人类的追求绝不仅仅是物质的，科学家也好，人文研究的学者也好，他内心都是非常丰富的。

   记者： 您在 1987 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张狂的美国学者声称不看中国人写的历史，而现在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认为这个学科发展的动力和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葛教授：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的老师和他们的老师，其实在这两代学者一生中真正能够用来做学问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我的老师，他自己回忆最美好的时间应该就是他读大学、念研究生以及抗日战争以前的这几年，这几年相对比较好能够潜心做学问，等到他一旦有了家庭以后，就要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他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还要编杂志，然后抗日战争开始，转移到内地，等到抗战过了再回到杭州，当时的政局还是不很稳定，他在杭州和上海两个学校兼课，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然后又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如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改革开放以后应该又到了做学问的好时期，但是 1978 年他中风因而行动不方便，要想到外面去开会都是我们陪着他去。而在这时候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当时历史地理的研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一方面需要他培养我们，这要花不少的时间，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很希望他能总结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所以老师一直处在十分繁忙的状态中。所以我们的前辈这一代的学人天分比我们高，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重大的事件，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学问的条件远不如我们，我们现在除了很不错的物质条件以外，还可以很方便的和海外进行交流，从而获得新的信息。 谭 先生说过，他们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用来研究资料，做学问有一句话叫做“言有易，言无难”，你要说有，只要找到一个例子就可以了，但是说没有就很难。我们现在获取资料手段非常便捷，原来的学者搜集一辈子的资料，可能我们现在利用电脑很快就能完成了。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我们加上自己的努力超过他们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老师很开通，他说在历史地理方面他要超过王国维、钱大昕，你们就要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我们个人也许超不过我们的老师，因为人是有天分的，天才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但是我们这个研究的群体可能可以超越他们，在 谭 先生作研究的时候，历史地理很多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开展，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地理基本上每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都开展了起来。我们广泛的和外国同行们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用 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 地理信息系统 ) 来做历史地理地图，这是他们所没有机会做的。

    王羲之的儿子、孙子不一定能超过王羲之，梅兰芳的后人也不一定能取得梅兰芳那样的成就。突破前人的人绝对不是仅仅凭借积累或者是物质条件，还有自身的天赋。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你们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作为老师我要帮你们认识，你这个人适合做什么，也许你善于逻辑推理，你善于形象思维，适合他做的事情老师们就要给他鼓励和支持，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学术团体，那就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每个人都要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老师和学生都要努力，要善于调动学生的潜力，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确定自己的目标，才能更多的体会人生的乐趣。人既要自满又要不自满，有的地方要自足，不要好高骛远，但是有些地方要给自己一点压力一点目标。

   记者： 刚刚您提到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 ），您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吗？

   葛教授： 地理学界已经发展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简称 GIS 。系统是把各种数据放入地理坐标中，因此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把很多研究内容量化，而且可以将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到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中，从而使得信息的应用更加方便。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它的基础就是一套严格准确的历史地图，比如说研究山东的地理，我们就需要一张现在的山东地图，这个是现成的，但我们要研究 1950 年时期的山东地理，我们就一定要有一张当时的山东地图，然后才能把研究数据放在上面，那时候山东大学就不是在济南，而是在青岛了。如果没有这张当时的地图， 1950 年的信息就不可能放在地图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做一套从古至今的中国的地图，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原来我们多是选择一个朝代中有代表性且资料最为集中的一个年代来做地图，以前，我们只要查到有就可以在地图上标注上去，但是我们现在做连续的地图就不能回避很多具体的问题，查到了、有了还是不够，还必须分析，例如某一样东西，曾经有过，但是到哪一年没有了，这个就很难。比如说杜甫的一首诗，他说是天宝年间，我们有地图，但是他说是乾元年间呢，如果我们做成了历史地理地图就可以把杜甫的这首诗的数据在乾元年间的历史地图上标出来。我们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来制作历史地图，近代的文献还可以参考地图，清朝末年有很多地图，我们就参考这些地图来制作历史地理地图，我们本来估计是希望 10 年能够完成，如果不算前期的准备工作，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我们现在集中了一批退休的教授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原来都 曾和谭 先生一起编地图，现在我把他们请过来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而且，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成果都在网上发表，供所有人自由使用，只要不是为了商业目标我们都同意他使用，现在已经发表很多，我们每年做出来一部分就发表一部分，将来就会合成，而且从今年开始还将出印刷版，我们准备分册出，第一批是福建和台湾。我们做出来的大概有 280 个变化，即有 280 年的历史地图，如果没有变化的，例如说 1820 年和 1823 年没有变化，电脑上就自动生成了，但是我们现在印刷版的就只把有变化的反映出来。我估计将来出版山东省的历史地理地图就不是 200 多幅地图，而是 1000 多幅了。

    记者：历史地理原来是从属于国学的沿革地理，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 顾颉刚 先生、 谭其骧 先生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现在历史地理发展到一个怎样的阶段，刚刚成熟还是稳步向前发展的阶段？它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葛教授： 谭先生说历史地理大概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这个学科基本成熟，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它的发展余地也很大。从沿革地理发展到历史地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历史地理也只是一个基本的支撑框架，历史地理中的很多细小的分支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系统的著作和有说服力的成果，包括现在研究当代地理的学者也认为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历史学界和其他人文学科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结果，纠正了以前的片面的思想——要不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要不就是地理环境没用论。另外，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业余的时间多了，于是很多不是专业研究的人他们对历史地理也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古代的某某地方在哪里，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哪里来的。所以，历史地理的发展余地非常大，而且科学技术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最新的手段，如刚刚所说到的 GIS ，它借助于数字化还有很多技术要素，现在还有远程传输、 GPS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遥感、孢子花粉等，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就完全可以利用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当中，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碳 14 鉴定年代，现在也越来越精确，以后更多的技术手段会让我们的研究更加的便利准确。在学科发展余地相当大的情况下面，有的人很关心，历史地理能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呢？历史地理为什么不能和历史平起平坐呢？我说，我们对于学科怎么划分，把它定位在哪里，除了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现状，全国现在专业研究历史地理的人还不到一百个，那么研究历史的人全国有多少呢？以后如果研究历史地理的人有了两千多个，并且历史地理有了相当成熟的专业特色，所以历史地理从属于哪里现在并不是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北大的历史地理是放在地理学的，同样的一篇论文在北大拿到的是理学博士，而在我们复旦就是 历史学 博士。其实，不但我们有这种区别，国际上也是这样，法国等国家的历史地理更多的是偏向于人文的，而有的国家又更偏向于自然的，我想历史地理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就是随着它的发展而水到渠成，该到什么地位就到什么地位。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如果研究历史地理的研究学者发展到了两千人，还有那么多的课题作吗，我说这个课题是做不完的，我的学生说已经出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那我们还做什么，我说我们充其量只是写了一本通史，在这个下面有专门史、区域史、断代史，再比如说，山西移民有人写了，山东移民、河北移民还没有人写吧，就是山东移民也有人写了，但是还是可以细分地区，甚至可以写一个家族，并且如果是写移民的话，移民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还非常复杂，可以写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历史地理的发展前景很广阔，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学科的危机，感到没有题目作，我们研究的题目是做不完的。

   记者： 您刚刚提到了“移民”，移民从中国古代到现在影响都非常大，无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是文化上的。没有移民的现象可能也就没有中国的现状，例如，您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上海、北京、大庆等这都是一些移民城市，如果没有移民，那么这些大城市也就不存在了。如今，大家对移民也越来越关注，希望打破户籍制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自古以来的这种户籍制度会在现代中国消失吗？

   葛教授： 每个国家对人口的管理都是始终需要的，但是用什么方式是不同的，而具体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变化。比如在日本，它有派出所，外国人到了日本必须要去登记，在美国好像表面上它不控制，但是实际上电脑已经储存了你的很多信息，当你合法进入美国，会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 socialist number ），我在美国呆过，所以我也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当我下次去的时候我还可以用这个同样的号码，这是现代的管理制度，在美国不用看你的身份证，而是看你的驾照，驾照上包括了你的很多信息。所以并不是其他国家不管理，只是管理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原来的户籍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户籍管理应该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但是我们国家变成了二元管理，就是农村和城市，城市里面有不同的等级，济南不能迁到北京，但是可以迁到潍坊，户籍制度中的不利因素正在突破，但是户籍制度能不能彻底放开，例如北京的户籍制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里其实混淆了两个概念，即“你能够去某地”和“当地能给你怎样的条件”这是两回事，北京既是全国的首都北京，但它又是北京人的，这两方面是同时存在的，去是大家都可以去的，但是是否让你落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户籍制度中的城乡壁垒一定是要打破的，迁移的自由肯定要落实，会有一种新的信息化的管理来代替。

   记者： 就人口迁移而言，在某些情况下，就地发展它的成本可能比异地发展要大，但如果都是“孔雀东南飞了”就很容易造成地区之间的差异。今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之后，就反过来再去发展大西北。

   葛教授： 这个主要是政策没有制定好，没有完全尊重客观规律。有一个工人告诉我，他当时在上海拿 60 块钱已经是高工资了，要养活好几个孩子，日子很苦，后来把他招到了新疆，拿 130 块钱的工资，他自己留下 30 块钱，还有 100 块钱还可以寄回家去，日子变得好起来，这样他当然愿意去。一定要有这样的差距，大家才会主动地去。现在倒过来了，到不发达的地方去，那里的生活比沿海还要差，那怎么行呢。苏联以前北极圈里面的一些城市需要开发，政府给 5 倍甚至 10 倍的工资，所以年轻人都愿意去，因为工作几年回来，结婚的钱就都有了。而且有一些地方本来就没有太多价值的，不需要白费人力进行开发，例如说宁夏西海部地区，联合国认为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相反的，例如说新疆油田的开发，如果政策上给予很高的工资，难道还怕没有人去吗？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迁错了地方，而且没有推动力，比如说他现在在上海、济南，政策上反倒还照顾他，那么他当然就不愿意走了。美国也是这样，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大家都跑到城市，宁可在城市吃救济，也不愿意在农村赚钱，因为在城市吃救济的日子比农村赚钱的日子还要好，现在美国开发西部，政府动员了吗，没有啊，因为城市里都失业，到了西部大家认为很可能采到黄金，另外跑马圈地，土地就归你，大家当然就主动去开发。当年为什么山东人都闯东北，而没有讲什么政治等其他什么原因？所以要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尊重移民规律，不要怕“孔雀东南飞”。反过来，你要想有人过去，我们不光要看看物质条件，你说兰州、乌鲁木齐和上海有多大差别吗，其实不是，而是很多政策的环境。越是落后的地方多越是保守，越是腐败，越是官本位严重，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不仅是孔雀了，现在连麻雀都东南飞。尊重移民规律，孔雀东南飞并不可怕。

   记者： 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吐蕃和唐朝的关系，南宋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平常所了解到“历史”的有一些不同之处，历来学术和政治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存在，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发出不同于“主流言论”的异样声音，是否会感觉些许压力？

   葛教授： 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们讲的是历史事实。假的历史，曲解的东西，其实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比如说台湾，我们以前说孙权派卫温、诸葛去台湾，从此之后台湾和大陆就有来往了。孙权派卫温、诸葛去台湾是干什么的，是去抢人的，掳掠人口，这难道叫做友好往来？以前的很多看法都是片面的，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就亲自碰到过，鼓吹台独的人说，你看，你们大陆自古以来就掠夺我们台湾，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在一起？我说你讲得不对，当时你们的祖先还在福建，当时的台湾人是原著民，说不定你的祖先还去参加了掠夺呢。另外关于“倭寇”，历史学界现在已经明白，倭寇不是日本侵略，倭寇主要是中国自己的海盗，走私的海盗，大家都知道所谓倭寇，真正的日本人只占有了其中的百分之十几不到二十，你怎么就能说是侵略呢？你说郑成功，郑成功的妈妈不就是日本人，父亲不就是海盗吗？但这并不影响他自己是民族英雄。日本当时国小民穷，哪有人来侵略你，他最多是因为穷，又有中国人出钱，所以就跟着中国人来。明朝为什么不鼓励对外贸易，就是为了堵住这条路，所以看问题需要全面地看。我们以前的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的毛病，存在着很多的政治和道德的影响，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就政治的标准来曲解，甚至来修改。所以往往长期以来，真实的历史就不真实，片面的强调为现实服务，一旦现实的条件变了，这些历史也就经不起推敲，而且起到误导的作用。我想，我不过是讲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的真相，至于如何解释历史现象，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历史事实澄清。以前都认为历史是有阶级性的，人文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不赞成，因为既然是科学它就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怎么利用它就是有阶级性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实事求是，因为历史事实只有一个，我们分析的结果不同，只是由于大家理解的不同，或者掌握资料的不同，而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曲解他，但是在我们在解释它、利用它的过程中间当然是有选择的，今天可以和你们讲的事情，我不能够和小学生讲，小学生刚刚开始学习历史，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他：中国历史的分裂时间很长，中国人有很多坏的地方。但是慢慢地，就像对政府官员我就可以告诉他这些，帮助他分析，而不是一味的颂扬，一味的讲好话，一味的说片面的东西，这个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

   记者： 我们看过您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的“走进非洲”节目，在卡萨布兰卡的酒吧里，我们跟随您去领略当地的风情；在荒凉的沙漠中，我们和您一起纵横驰骋；也和您一起体会到中国人登上金子塔时的兴奋与快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现在似乎很少人走入社会中去看，去实践。

   葛教授： 一个人的研究需要进入社会，他的研究不管是人文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仅仅是看资料。真正的含义它往往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要了解社会就必须要进入社会。比如说，我们学习古代财政制度，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它要报脱贫的时候他就报告一千块，要向上面要钱的时候，就报九百九十九块。这种经验，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在书斋里长大，从来么有到过社会的人，就很难理解怎么回事，但是只要接触了社会，就很容易理解了。很多中国的问题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的，不可以写的，从书面上是找不到的。

　　在山大生活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六年后的今天很容易就能觉察到山大人的变化，当然也有山大客人的变化，上期学志我们认识了一位雅慧的词人，这期学志我们又迎来了一位尊敬的行者。 葛剑雄 先生行走于知识的世界，在他的视野里没有学术界限的分垒，没有学术禁区的划分； 葛剑雄 先生行走于现实的世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为行走于知识的世界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或许只有广阔的现实世界才容得下他向往“未知”的心灵。

　　行者无疆，山大只是葛剑雄 先生行程中的一站，可是在短短一天的行程中 葛剑雄 先生的行者风范已经征服了山大学子，也许就在提笔之时，在 葛剑雄 先生的身后，一些山大学子已经开始步入行者的行列，踏上行者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