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初定采访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翻阅了一些与杨老师相关的材料，印象中，她是个严厉而不乏和善的师长，一个孜孜不倦多有建树的学者。长期伏案让她积劳成疾，却仍然每日工作不已。也正是这个缘故，我们未能与杨老师谋面。因为次日，她在结束研究生开题工作之后，还将马不停蹄地赶往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所以，我们的这次采访是在电话中完成的。

“在书斋中闭门造车，是不足取的”

记  者：杨老师您好！有报道曾称您是“企业家式经济学家”，我们理解这是指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建树。那么您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在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解决上有无轻重之分？  

杨教授：两者都很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实践更为重要。现在，不仅仅对经济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去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当然，这也必须有理论的指导，而且应该是那种经过深思熟虑并能够活学活用的正确理论。我们常说“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情”，经济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少了科学的理论，解决起现实问题来，估计会事倍功半。

记  者：那么就您个人经验而言感触如何?

杨教授：作为高校教师，我的确是偏重理论一些。与那些企业家、经理、国家经济部门的官员们比，我毕竟不直接从事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但是，我搞的这些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实践问题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我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不管国家和社会的变化，只顾在书斋中闭门造车、自我欣赏，那是不足取的。

记  者：说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近期经济学界关于张五常先生的争论很激烈，而且引起了关于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的讨论，您如何看待?

杨教授：我很佩服张五常先生，他在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为我们华人增光的。他那种做学问的方法，我是很欣赏的。

记  者：请您具体谈一谈。

杨教授：首先，我们应从日常生活出发。像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企业管理理论，都是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比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在当时的英国发现了“谷贱伤农”现象，就是即便农作物丰产的时候，农民的收入也不见得增加，这就是现实中的一例。又好比说今天的彩电行业，生产多了卖不出去，降价销售的结果是卖一千台还不如以前卖一百台赚钱多，这同样是日常生活中很现实的经济学现象。

记  者：就是说中国目前是很需要像五常先生这样从现实入手的经济学家的?

杨教授：是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感觉搞经济、管理理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离实际都是比较近的。但大家都去观察同一个现象时，由于各自经验、角度的差异，可能时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大家都在探索嘛。这样有利于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分析问题，从而选取最好的方法，或者是找到一个最接近真理的答案。

记  者：目前对张五常先生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持批评态度的最典型观点是认为张先生“误导后学”，因为他对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比较反感，而且自称三十年不读书，您如何看待?

杨教授：(笑)三十年不读书？我不敢妄下评沦，张先生可能有自己的解释吧。至于经济学中是否使用数学，这得视情况而定。现在有些金融问题，如果一点不用数学，是很难求得一个科学的阐述的。不过经济问题有时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都不能截然分开，有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也有一定的联系，某些方面的问题不用数学完全可以，比如七八十年代的定性的分析。张五常先生搞的一些研究也可以不用数学，像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佃农理论的，属于那个领域相当有建树的一篇文章。

“入世后的竞争虽然残酷，但对中国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

记  者：听说您将在2003年9月完成《加人WTO对我国企业进入退出及产业组织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您能简单谈一下相关内容吗?

杨教授：我承担的这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主要是研究加入WTO后在我国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过程中，中国的企业（不单是国有企业），面对外国企业的进入如何竞争的问题。另外，由于关税的降低，国外产品进口增多，中国的企业该如何应对才能立稳脚跟，不被外国的产品打垮。这也就是中国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

记  者：面对入世，许多报道中都提到政府要转变职能，您认为怎样做才能较好地实现这个转变？

杨教授：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市场经济讲究的就是一种规则。人世以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都享有同等的待遇了，这首先要求我们政府的一些规则要透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所谓的“内部的研究研究”，从而导致找关系、托门路之类不良行为，或者产生一些不正确的决策。在有了规则之后，大家都要依靠规则行事，不仅对我们的政府、企业是这样，普通的百姓以后也要依靠规则行事。大而言之，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诚信，也是制度。

记  者：您认为在入世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杨教授：中国企业这个概念太过笼统，我们需要区别开来说。有的企业觉得比从前好了，而有些企业则感觉形势更严峻了。比如我们的商业银行，未来的三五年就是对它们的严峻考验；而一些生产纺织品的企业，形势就比从前好了。

记  者：那么请您就国有企业简单谈一下。

杨教授：对国有企业这样在政府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企业来说，应该是入世以来受冲击最大的，因为政府从前为其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和庇护措施将逐步取消。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真正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从国家政府部门角度而言，对它们的管理要做到有法可依，要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规章来。入世对于私营企业则是一个好的机遇，因为从前那种非国有资本受限的局面被打破了。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毕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较短，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文化水平、管理水平也还有待提高，与国外知名企业相比，差距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与过去那种封闭状态相比，入世后，我们企业的学习速度还是很快的。竞争虽然残酷，但对于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素质是很有益处的。(笑)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会出现比尔·盖茨式的人物！

记  者：听说管理学院的同学曾就“WTO与企业发展”在山东企业搞了次调查，深感企业WTO规则意识淡薄，这对于入世后的企业是不是一大障碍?

杨教授：我觉得加人WTO对我们国家也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签署的文件也是刚刚陆续翻译公布出来的，因此大家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也是很正常的。

记  者：那么您有没有想过深入企业，为其真正入世做些工作?

杨教授：当然，我们以前做过，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比如目前我承担的省里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诊断与发展对策的课题。在与一些私营企业主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其实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有了这种国际竞争的意识，已经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给自己的企业进行了定位。

“核心技术和竞争力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记  者：《中国青年报》上曾有一篇文章《“一元钱空凋”是资本垄断的危险前兆》，我们知道您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是以汽车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为例的，请问您如何看待国内家电行业这种不正当价格战?

杨教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国内家电行业的价格战是很正常的，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先问个为什么。如果市场需求量是100万台，而有100家企业可以生产出1000万台，谁先降价谁就占主动，为什么不降价呢?可能有大家都赔本的情况，造成了生产能力浪费、投资失败的结果，这的确不好，但这是市场经济竞争不能完全避免的。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比较出生存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强弱来，而不能像从前似的完全依靠计划指令来避免这种竞争。好些东西就是需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试误纠错机制来调整的。我国家电行业存在这么突出的问题，可能是与我们八十年代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关吧。但我认为通过市场竞争能生存下来的就是强者，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家电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汽车行业要强很多，这就是家电行业较汽车行业经历了更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我不赞成媒体报道动不动就指责这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当然，我们的家电行业现在还缺少那种真正大而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还有待提高。有了核心竞争力，就可以实行差别化战略，这才是你的对手真正难以模仿的，微软公司就是如此。在我看来，价格战之类都是些表面化的手段，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学生渴求知识的目光，是我向上的动力”

记  者：听说您曾有很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您都放弃了，有人说“杨老师亏了”，那您如何看待自己选择的道路，有过遗憾吗?

杨教授：我不理解别人说我“亏”在哪方面，可能是说我有很多出国和转行的机会都放弃了。但我喜欢学校的环境，在学校里搞科研，虽然不敢说驾轻就熟，毕竟有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了。而且，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这也使得我的工作具有了一定的挑战性，我喜欢这种挑战性。尤其让我欣慰的是站在讲台上，看到学生渴求知识的目光，我觉得这的确是促我向上的动力，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时，杨老师又笑了。那笑声，虽然传自电话线，却异常的清晰真切。听得出来，那笑声流淌自心底。我想，那笑容也一定别样的美丽！

（杨蕙馨，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法国巴黎第二大学主修企业管理专业，1999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6月又以其《以汽车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为例的结论和政策含义》一文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成为山东省内荣获该奖的第一人。她的博士论文《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也被代表中国经济学界最高水平的“当代经济学文库”收入，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