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当晚，时间已过九点，一双期盼许久的身影终于走入了我们的视线，这就是陆先生、马先生夫妇。刚刚结束了一天日程的两位先生，见到我们，露出了深切的歉意之情，他们悄悄地藏起了一天的疲惫，热情地将我们请到学人大厦的休息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如果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那么这次采访，则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这句古语的真谛所在。
记者：陆先生、马先生你们好！您二位来山大已经两天了，为本科生、研究生作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能谈谈您对山大以及山大学生的印象吗？
马先生：勤于思考！这是作为学生最基本的素质，山大学生做的很好。听报告的学生中大约有80个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此外还有研究生，我提了问题之后，大家都抢着回答非常踊跃。有的回答虽然不到位，但是这种勇气可佳。记得有一位同学两次主动回答问题，回答的思路都很好。山大学生的思考能力很不错，并且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愿意参与讨论。在容纳120人的大教室，我的问题一提出来，同学们不是等在那里，而是马上就站起来回答。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步接一步地靠近你问题的要害。在北大的时候，课堂上我和学生都有交流，我希望学生动脑筋，而不是光背。
陆先生：我的意见和马老师一样，勤于思考。山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很好。
马先生：我一直向学生强调，一定要勤于思考，而不只是要背，背的永远都不是自己的。直到自己养成了如何去思考问题的习惯，知道方法、思路以后，自己能面对语言世界能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着解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财富。在北大就是这样上课的，我不希望学生只是带着耳朵来听，而是要跟着我的思路走，我提出一个问题，你马上就要有反映，我希望是这样一种上课的模式。这次来山大，在这样的大课堂上能有这样的交流，我很高兴。
记者：非常感谢两位先生对山大学生有这么好的评价。陆先生，您和马先生已经从事了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在比较国外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理念和我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您的体会是什么？中国可以从外国学习到什么，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陆先生：我和马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还是语言的本体研究。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比较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是本体研究的试金石。当时中国要开门办学，给外国学生上专业课。
我们到国外去得比较多，去了好多国家，多是被人邀请，作为学术上的演讲。国外，有这么一个理论，即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就可以了，根据汉字带动词，一个字可以创造出好多词，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效果不错，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由一个汉字就可以带出一连串的词的教学方法，在国外，包括日本、法国、北欧等国家，总的来说，做得还是不够好的。我想通过开展评选国外编写的汉语教材这一活动，一方面，肯定国外的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让国外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起码让我们中国能够有所参考。
记者：去年国家教育部曾推出了“2003年国家精品课程”，陆先生编写的《现代汉语》教程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奖项。这本教材可以说是您教学经验的一份总结。您能否谈谈给本科和研究生上课的过程中，您的教学方法和治学的体会？
陆先生：关于现代汉语课程，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的语言学发展已经很快了，应该充分吸收现在已有的成果，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有一定局限。现代汉语是基础课，那么就应该把最基本的东西教给学生，比如说，汉语语法、语素，而不在于教授新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发展怎么样还不知道。语法单位有四级：语素、词、词组、句子，这些都应该知道。词有单纯词，有合成词，语素、词、词组、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单位，这都应该清楚。讲词类时，弄清楚为什么要分词类，分词类到底是本着什么原则。这些都应该在脑子中形成比较清晰的观念。我强调的就是首先要把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东西教给学生。
第二，就是要由浅入深，循环往复。这是一个基本的教学思路。
第三，就是要让学生切实的掌握。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一方面，当然在于教课的老师，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练习，一定要做练习！现代汉语不做不行。我们的练习最多的时候，是一个学期20多次练习，几乎每堂课下来都有练习。而且练习分不同的类型，一是复习式的，一是思考式的。比如说：比较“书包里有书”和“书包里是书”。为什么一个用“有”，一个用“是”，差别在哪里。只有通过做练习，才能真正让学生掌握知识。老师要启发、诱发学生主动思考。
总之，教学要注重基础，由浅入深，融会贯通。
记者：在下午的报告会上听您提到，任何一门学科，它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而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将语言分割成各个切分单位，目前，中文信息处理的技术和语言研究的现状结合到怎么样的程度？
陆先生：现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实现人机对话的水平，中文信息处理第一步叫做“字处理”，因为它是在英文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英文的26个字母，比较简单，1个字母占一个字节，计算机用二进制。就英语来讲，仅仅是26个字母，加上大写，甚至再加上标点符号、特殊符号，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多个，它用二进制的七位数就能解决问题。而汉字中常用的就有3500多个，要是想看懂一般的书报，起码要4、5千字。汉字在“字处理”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汉字能不能输入。第二，能不能乘除。第三，能不能浮现。这第一步的工作在80年代比较圆满的解决。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汉字的输入速度要高于英语，因为英语不能省略任何一个字母，但是汉字可以，例如双拼，几个声母就能打出汉字。所以，现在“字处理”的第一道难关已经顺利地跨过去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各种具体和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基础的问题都已经比较好的解决了。基本上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字型，典型的是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还一个是字音，例如全拼和双拼。这两种各有优势。比如说，根据字型的，可以盲打，录入员多半用五笔，光看一个字的形态就知道怎么输入，但是不能一边输入，一边思考、写文章，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字的字型。这不太适合年老的人记忆，而且一旦不用，很容易忘记。而另一种从语音上考虑的呢，也有局限性，汉语的方言很复杂，特别是重方言区的人很难分清楚前后鼻音。
第二个难关就是“词处理”。英语是一个一个词隔开的。汉语的词和词之间是没有间隔的。“词处理”包含两个难关，一是，如何“分词”，即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切分单位”，目前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处理的有效程度还只能达到95%，即让机器来自动区分词，正确率还是只能达到95%。
最后一个难关就是“句处理”，怎么让计算机自动生成一个符合语言规则的语句。人说话，在无意识中调动了很多积累而得的相关的背景知识，只是这个调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计算机是不具有这种能力的。现在即使是很标准的东西让计算机来理解，还是很困难。因为语言的规则还没有完善，很多规则对我们人类来说不需要，但是对计算机来说就是必需的。比如“中国、日本、瑞士”； “中国、山东、济南”，两组中的三个词语都是地名，对于中国人来说都非常清楚，而对于留学生来说，只要稍微指点，他也能够了解两组地点名词的区别。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它看到的都是处所名词，你要让它分，就要告诉他规则，在什么条件上三个处所名词并列，如第一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平等的，是层层修饰的，如第二组。现在中文信息处理的瓶颈在于语言的研究，而不是计算机技术的问题，是我们对语言的描述还不够细致和客观。
记者：我们了解到，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很多概念都来自于心理学、生理学或者数学逻辑等理科，选择这个理论作为您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没有您个人对自然科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和兴趣在内呢？
陆先生：我在中学的时候数理化都很好，在我们那个年代最吃香的是工程师，我也曾梦想当个工程师。但是高考的时候我中学的校长、班主任都主张我读文科，因为我在中学时担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全校的黑板报都是我负责的，并且我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写过一些小文章，小诗歌。可以说，我的文科和理科都很好。所以，我现在对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研究，并不存在文理方面的偏好。
乔姆斯基的符号很容易熟悉，而且我也谈不上是研究乔姆斯基理论的专家。我接受的观点是多源的。乔姆斯基理论我感到有用的我就吸收了，并不是一味的迷信。例如我感到有用的格语法，配价理论。 去年《中国语文》第五期在我的《对“NP + 的 + VP”结构的重新认识》文章中，我运用了乔姆斯基中心词理论，即如果这个词在这个结构当中是中心词，那么它的性质会渗透到整个结构。我讨论的是“春天的到来”，语言学界曾争论不休，布龙菲尔德有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理论，朱先生提出汉语中的“春天的到来”不符合布龙菲尔德有向心结构理论，因为它的中心词是个动词，但是它的整个结构是名词性的。所以，朱先生提出应该修改布龙菲尔德有向心结构理论，但有的人不同意，比如范晓先生等。他们认为不必修改，因为“春天的到来”这个“到来”根本就转成了名词，不是动词。我利用中心词论又考虑到朱先生的《说“的”》的理论中说到有一个“的”是名词性的标记，于是我提出“春天的到来”的“的”就是这个名词性的标志，它在主谓结构的中间，从而让整个结构变成名词性的，这也是一种“的”字结构，和我们通常说的将“的”附加在后面的“的”字结构不同，它是插在了中间。于是我归纳出了两种“的”字结构，一是在主谓结构的后面，一是在主谓语结构的中间。这样一来，原来他们讨论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既没有违反布龙菲尔德有向心结构的理论，也符合汉语语言规律。因为“的”本身就是名词性的附加成分，因此这个结构就是名词性结构。朱先生说“春天的到来”中的“到来”还是一个动词，因为在其前面还能加名词“春天”，还能加状语“春天的迟迟到来”，也没有问题，因此也不要说它转化为名词了。
这就是我觉得乔姆斯中心词理论有用，我就拿来，来解决汉语语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不敢说我的结论就是最好，但起码给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跳出常规的思维方式。所以，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我们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吸取它当中合理的部分并为我所用。
记者： 您二位都是朱德熙先生的弟子，您觉得自己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哪些治学方法和思想呢？除了学术上的影响之外，朱先生对你们个人还有怎样的影响？
陆先生：朱先生在学术上非常平等。他和学生年龄相差15年，没有架子。他有什么想法，立刻和学生说，他经常会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想法，你说说你的意见。”他就用这样一种相当平和的口吻。他并不是认为“我是一个权威，而你还只是一个助教，”而轻视别人的意见。他写了文章就给我看，听取我的意见。
老师和同学都一致地亲切地称呼我的绰号“老六”（姓“陆”和数字“六”的汉字书写相同）。有一次，朱先生说：“老六啊，你给我的书写一个书评。”我说：“好啊”。朱先生说：“我要你写书评不是要你说这本书有多大的意义，有多大的价值，我要你讲的是这本书里面有哪些不足，哪些地方仍然是观察不到家，哪些地方对语言事实的解释还不到位”。我当时就说：“朱先生，这篇文章我可不能写，听了你的话我很感动。您将积累了20多年的语法研究成果出版，成书还不叫语法研究，或者什么什么学，而只是叫《语法讲义》。而且，如果我写这个文章，语法学界一定会骂我，说：‘你看那个陆俭明啊，现在翅膀硬了，对自己老师提出批评’。”这就是大师的学术态度，相当的宽容和平等。
朱先生给北京大学学生上课，不仅给汉语专业的讲，也给文学及其它专业的学生讲课。不只是汉语方向的学生喜欢听他的课，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很喜欢听他的课，这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少见的。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现代汉语的课程怎么没有人爱听了？但在北大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从朱先生开始就没有这种情况。连文学专业的学生都说，听朱先生的课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他的逻辑性非常强，由浅入深，钻进他设置的一个又一个的“圈套”，慢慢地接近他的观点。我毕业之后问朱先生：“大家都说听你的课是一种享受，您有什么诀窍？”朱先生说：“哪有什么诀窍啊”，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老六啊，要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他教学的态度。
我最初写的文章很罗嗦，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大学的时候写的。 朱先生当时发表了《说“的”》这篇文章，其后吕叔湘等先生都针对《说“的”》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我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写下自己的心得，看完之后作的笔记大概是两万多字，朱先生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归纳总结一下”。听了这话，我受到了鼓舞，把笔记整理出来写了大约是一万多字的文章，拿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说：“一篇文章最好只谈一个问题，最多谈两个问题，每谈一个问题，一定要谈深谈透，而你现在是想把自己的想法都放进去”。
这一席话对我的帮助就非常的大。我现在就对学生说，写文章你不要把你想到的都写上，特别是刚开始写，总觉得舍不得去掉任何自己的想法，这个观点很好，那个观点也很好，都想把它们放到一篇文章中。所以，后来我修改了那篇文章，就谈两个问题，一是，“的”到底把它看成一个好呢，还是分成两个，或者三个好呢？二是，语法单位的统一性的问题。我修改了之后又交给了朱先生看，朱先生非常细致地从内容到标点都一一给我修改了。而且，朱先生并不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就帮我修改文章，哪怕是不认得的人请他帮忙看文章，他也会很热情地认真地看。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到现在我也是很愿意帮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看文章，因为我老是想到在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有这样一种心态，觉得文章写出来之后，总希望有老师能给我指导。因此，朱先生教给我们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靠课堂上学来的，很多都是在与老师的交往中潜移默化而来的。
记者：老师的言传身教往往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以极大的影响，例如，马先生，在昨天下午的报告会上您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大家非常感动，就是“只要我没有昏迷，我就要上课”。从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学术大家对学术事业的执着，是什么信念一直支持着您呢？
马先生：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如此。我当时觉得我既然是一个老师，我的工作就是要尽职尽责地教好我的学生，我真的觉得这样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这种观念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处的年代有关，例如，我们看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要全心全意。我觉得我昏迷了不工作，我可以；但是如果我还是清醒的而不工作，我就觉得有愧，愧对于我的学生，我说不出“不工作”这个话出来，我不能耽误学生的上课。其实很简单，谈不上什么特别。我所做的很多人也都会做，我的确觉得这和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对待国家、民族，对待教育事业，都非常的认真、严肃。
我们这一批学生一毕业就马上上讲台， 7月份毕业，9月份就上课，没有作助教的过程。而且我们刚工作5、6年文革就开始了，10年都没有作研究的好环境。
我们当时的房间是11.8平方米，20年都住在这样的一间房子里，孩子后来14岁了，我们还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孩子还和我们挤在一起。家里只有一张书桌可以看书、写字。晚上孩子写作业就优先用这张书桌，陆老师每天晚上往教研室跑，我就搬两个小凳子，在小方凳上面写东西。等安排完孩子睡觉了，然后我可以回到这个书桌上，等陆老师回来以后就搬到了小板凳上。（笑）每天晚上我们都看书写文章搞到至少2点，天天如此。我们做学问最好的那段时光被延误了，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要争分夺秒地把那些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记者：这么多年来，两位先生都是相濡以沫的，那么面对共同的学术研究，你们彼此是如何互补和影响的呢？
马先生：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例如，发现有意思的问题大家就一起讨论，共同发表意见，互相支持。我有一本书，就是《简明实用汉语语法》，就是给外语系上课时使用的，不是按照常规的语法理论体系，而是按照我自己的体系讲的，一方面让学生掌握汉语语法知识，另一方面又让学生联系实际。后来有一个解放军的单位请我去上课，他们听完课后很希望能把我的讲稿印出来，但我当时觉得我的讲稿很不成熟，而且也从来没有把讲稿印成书的想法。征求陆老师的意见，他觉得可以，这也是对我鼓励，然后给朱先生看过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将讲稿印成书出版。
记者：能简单的展望一下中国语言学的前途吗？
陆先生：一是，信息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计算机的发展和语言的研究之间的发展出现了瓶颈。二是，关于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这两方面的教学随着人类进入“知本经济”时代，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知本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本，过去我们考虑经济是考虑资产，而现在考虑更多无形的东西。产品的科技含量越高，它的销售就越好。语言学，随着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进步，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对语言学的需求。例如说，电子计算机怎么能够发展成为智能计算机；人机对话如何实现；语言教学怎样取得最大的成效；普通人如何在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当中把母语的规律掌握，使得自己在口语，书面表达都能够到位得体，并且能够达到欣赏鉴读的程度；看一篇文章，和别人交谈一下子能够抓住重点……这就是汉语教学所要到达的目标。具体语言学会发展到一个怎样的程度现在很难下结论，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们研究的加深，中文信息处理问题，中学语文教学问题都还需要我们继续付出相当的努力。
时间已过亥时，为了不影响两位先生的休息， 我们不得不结束了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采访，更是一次对学术人生的感悟。短短的两个小时，我们聆听两位先生的谆谆教诲，在一个细雨飘扬、寒意初侵的夜晚，感受到的却是如沐春风的明媚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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