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7日下午，著名的民俗学和敦煌学专家白化文先生做客第五十七期新杏坛，在文艺美学报告厅进行了以“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为主题的精彩学术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吉发涵教授主持。

白先生在讲座中主要谈到了以下几点问题：

古代中原地区水深土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汉民族务实的思维方式，而没有发展出类似古希腊哲学中的本题论思想，因此相对来说缺少对形而上问题的重视，也缺少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传统。这反映在文学上，就表现为古代汉民族没有创作出像希腊和南亚次大陆国家中的长篇叙事诗那样的“长故事”，而且即便讲故事也是“重实事”，这限制了小说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古代几乎没有真正的小说的状况。这种在叙事方式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古代小说对源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学有了一种天生的接纳能力。

佛教自创始之初就重视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宣传教义和戒律，例如“本生经”、“百喻经”等就是通过吸收改编民间故事来宣扬佛理的。“轮回”和“转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思想，它们与“地狱”观念，“法宝”、“神通变化”等概念一起随着佛经故事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中国民间文化之中，进而影响到古代小说的创作。

中国本土文化在对佛教的吸纳过程中采取了“扬弃”的做法，适合本土文化的成分被保留下来，与本土文化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者则或者被改造或者被舍弃不用。例如笔记小说里有许多转生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就从原先佛经转生故事中的国王商人等角色被作者改造成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形象，这种角色的变换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失意文人的强烈自我表现欲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佛教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表现。在许多小说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是在其他宗教——尤其是道教——的外衣下表现佛教对其深刻的影响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传奇《柳毅传》，虽然作者在行文中竭力想把道教的影响体现出来，但其中的许多情节乃至人物设定通过仔细分析都可以看出是源于佛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