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漫谈研究生的培养，大言不惭。”满头银发的郭锡良先生爽朗一笑，其耿直、豁达的心性顿时流露于言表。

郭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系学术委员，同时兼任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的委员。著有《古代汉语》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达10种，发表过50多篇论文。其在音韵方面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设想，为汉语语音史填补了一项空白。他还曾多次赴海外讲学，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如此斐然的成就足以让每一个后学者叹为观止。

作为本次论坛语言文学分论坛的特邀专家，郭锡良先生一直关注着学术人才的培养问题。10月18日下午，郭先生在分论坛上作的学术报告，就是《漫谈汉语研究生的培养》。

正是怀着对郭先生这位国际知名的大专家的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借博士论坛之机，在文学院办公室就研究生培养问题对郭先生进行了专访。清茶一杯，声音洪亮，一位真实平易而又风气高爽的学者形象就这样鲜活地从一个个著名的头衔、一本本厚重的论著中缓缓展现在我们面前……

郭先生首先向我们谈起的是他对于目前教育体制、机构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忧虑。郭先生说，博士生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识的“博”，对汉语研究生而言，“博”至少意味着要有广博深厚的语言学知识，语音、语法、词汇、语言理论，古今中外都要。除此之外，最好还要具备其它学科知识，如哲学、历史等等。而现实中，我们的博士生很少能做到这些，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有关。比如：我们的教研室越分越多，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过窄，文化基础不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学生，更不如解放前的学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纠正“厚今薄古”的偏差，发扬前辈学者的优良学术传统，把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不断推向前进。

谈完教育体制，郭先生也提出了对博士生的建议和忠告。郭先生谈到，治学有所谓“三难”，即戴震提出的“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作为学生，要自觉注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多读些经典著作，多作些比较阅读，并且在读的过程中带入自己的思考，这样才不至于沦陷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才能培养出自己的识断能力。有了广博的知识基础，有了明辨是非的识断能力，还要努力做到“精审”，要细致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选题，小切口、深挖掘，在认真研究前人成果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郭先生还对当前语言学术界存在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梅祖麟为首的海外学者否定中国传统的“小学”研究，否定顾炎武、王念孙等“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认为章黄学派走的是保守的路子。对此，郭锡良先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否定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方面的成果是不对的，在汉语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对外来文化要持开明的态度，精华要吸收，但不要对外来文化顶礼膜拜，不要抛开材料一味求新。

当问及郭先生自己培养博士生的经验时，他说不主张学生发表文章。一旦发现学生将没思考成熟、考证充分的内容发表出去，他就非常生气。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完成，郭先生相当严格。他希望学生尽可能选小的题目，真正达到科研的目的。

另一方面，这样一位老先生，对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接受和吸取令人感到吃惊。郭先生强调学术创新，很早以前，他就提出让古汉语语法学从传统训诂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十余年前，郭先生就接触了电脑，利用计算机为搜集资料服务。他说电子信息是学生必须要掌握并利用的工具。他希望研究生学好外语，并且是真正能用于专业学习的使用型外语。他要求作课题之前，利用所有前人研究成果，并关注海外的研究状况。

这两方面从来都不是矛盾的。我们在郭先生的学术报告中便可找到注脚：“求真必然出新，求真和创新是统一的，而决不是对立的。”郭先生认为，如果搞研究，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不能提出新的观点或结论，那就没有完成任务；单纯重复前人的观点、结论，做得好，也只能是学术介绍，而不是科研成果。

时间匆匆流过，我们的访谈也不得不进入尾声。最后，我们请郭先生谈谈他心目中优秀博士生的标准是什么。郭先生想了想，笑着说：“那就是具有广博知识、对本学科具有深入了解，同时又能自主解决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创新的人。”也许，这正是郭锡良这样一位得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漫长治学生涯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青年学生最深的期望。

                                    （武汉大学文学院王玥雯 刘学 ）